昨天，“海上电影沙龙”之《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举行。在中国电影12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灌制90周年的重要节点，“影二代”代表、影视研究者及“建筑可阅读”志愿讲解员等嘉宾等汇聚一堂，解锁这部跨媒介红色纪实作品的独特价值。
聚焦，技术根基
《红色电影录音机》是国家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的新作，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历史底色，以司徒慧敏等先驱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技术突破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的壮阔历程。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本书首次将视角聚焦于红色电影的“技术根基”——在录音设备被国外垄断的年代，司徒慧敏团队自主研发的“三友式”录音机，不仅打破了技术封锁，更让《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经典影片实现了“声画同步”的艺术突破，为《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作品通过细腻笔触刻画了夏衍、聂耳、田汉等文艺先驱的群像，既还原了他们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创作的惊险细节，也展现了左翼电影人“以胶片为武器，以声音为号角”的救国情怀，完整呈现了红色电影从技术自立到文化自信、从艺术探索到思想启蒙的演进脉络。
崔轶在交流中
融合，创新之作
作为一部跨媒介创新之作，《红色电影录音机》的艺术表达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李亦中、郑大里、陈介安三位“影二代”以及朱枫、沈嘉熠、汤惟杰等电影专家学者，在对谈中指出，崔轶融合小说的叙事张力、电影剧本的场景质感、创作札记的纪实温度，将史料考证与文学想象有机结合，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又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这种“多文体交织”的创作方式，不仅是对红色题材表达边界的拓展，更是当下跨媒介融合趋势下，红色IP衍生开发的一次成功探索——让严肃的历史题材通过更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走进年轻读者群体，实现红色文化的当代转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涛说，《红色电影录音机》通过司徒兆敦的回忆与历史文献的互证，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戏剧张力和历史真实感：“无论是司徒慧敏等人夜探美国有声电影录音机的惊险场面，还是《义勇军进行曲》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感人过程，都极具戏剧张力，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众嘉宾在对谈
红色，理想延续
说到司徒兆敦，崔轶回忆说：“在与郑大圣导演一起拍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间有一段精彩的《渔光曲》片段。我由此想到了恩师司徒兆敦，他的父亲司徒慧敏当年研制三友式录音机，用来录制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渔光曲》。”跟恩师时隔多年建立起联系，也约好了去北京做后期时上门探望，但不曾想司徒兆敦于2023年去世，留下巨大的遗憾，也成了他创作新书的动力。“司徒老师去世的时候，我非常难受，一直在想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受他的精神，使其能在今天的上海电影之城有所延续。”
随后，崔轶围绕“技术与信仰的双重坚守”主题展开分享排名第一的炒股杠杆平台，揭秘了创作背后的史料挖掘过程：“为还原‘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发细节，我走访了多地档案馆，查阅了司徒慧敏先生的手稿与电通公司的原始档案，更在百代小楼实地溯源《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场景。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红色电影不仅有激昂的口号，更有扎实的技术支撑和炽热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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